近日在一藏友家看到一把他從不示人的,由紫砂大師顧景舟制作于1936年至1942年之間的一把底款為“武陵逸人”的紫砂壺，甚為驚喜。該壺壺嘴至把手長約18公分，高約10公分，壺身直徑約12公分，壺底鈐“武陵逸人”方章一枚，蓋內鈐“景洲”鐵線篆方章一枚。

該壺用料講究，工藝精湛，線條豐富，風姿綽約。簡潔而極富變化的造型，如巧克力般細膩爽滑的質感，加上完美的品相，潤澤的包漿，給人產生無盡的遐思和聯想。

這把顧景舟制“武陵逸人”印紫砂壺造型上與顧景舟制各款紫砂壺迥然不同：1、該壺造型側視似一艘小船，壺嘴似船首，前伸微上翹；壺把似船尾，下折似船舵。穹窿狀微上凸的壺蓋宛若這艘小船的頂棚；壺嘴、壺把與半圓型的壺身雖呈直角相交，但過渡自然，直中有曲，曲中有直；壺嘴下方與壺身的過渡渾然一體，壺把與壺肩自然相交過渡，又在把手末稍處呈九十度下折后再向壺底折曲成“船舵”。壺的把手與壺肩、壺身底部三者間微妙、精準、婉約的過渡和相連，具極為罕見的三維立體審美效果。我以為，這把壺的壺把與壺身相交所呈現的三維立體效果之美是這把壺的最精妙之處，也是該壺制作過程中最難處理好的地方。2、頂視該壺，同樣可見壺嘴、壺把與渾圓的壺身雖呈平面九十度直角相交，但因顧景舟手法高超，做了巧妙的過渡處理，而使人看上去不覺生硬。壺蓋中心呈水滴狀的壺紐，與象征水波紋一樣的兩個“臺階”的造型，使人如臨幽泉看到水珠滴在水面上，看著因水珠濺起的漣漪不斷由小變大，一圈一圈地向外擴展延伸，無窮無盡，無聲無息，看得忘了回家的路。

顧景舟制壺以擅制“光貨”見長，行家評論他的壺造型合度、準到，線條流暢，線面轉換嚴謹，手法細膩，規矩挺括……有“壺藝泰斗”、“一代宗師”著多稱號。近年來在藝術品市場上，一把顧景舟制的紫砂壺輕輕松松就可拍到幾百萬元，稍有點“故事”或“說法”的動輒其拍賣價就達上千萬人民幣。一壺（顧）難求，無“顧”不拍已成京城各大拍賣公司紫砂專場的定律。但是，縱觀已經上拍的各種顧景舟制紫砂壺，除在造型上略有些小變化之外，作為紫砂壺鑒定重要依據之一的印章卻無一例外的是顧景舟常用的那幾個印章，如顧景舟制、景舟制、荊南山樵、荊山樵隱……等，而鈐有顧景舟早年制壺用印“武陵逸人”的紫砂壺卻從未出現過一把。

關于顧景舟何年開始使用“武陵逸人”印章，據網上的一篇《顧景舟紫砂用印》文章介紹，在1970年底至1980年初，朱可心、李壯大、華陰棠等人在文物普查拜訪顧景舟時，顧景舟介紹說他是在1936年至1942年期間（其時顧景舟年齡在21歲—27歲）使用“武陵逸人”印章的，并于1942年把這枚“武陵逸人”印章磨掉后，開始使用“自怡軒”印章。顧景舟沒有談到“武陵逸人”是何用意，給今天的人們留下了一個未解的玄念，即顧景舟為什么偏偏在1936年至1942年之間要使用“武陵逸人”印章，以及“武陵逸人”的意思果真如網上這篇文章中所說的是顧景舟 “表露自己瀟灑飄逸的個人風格，也表達自己奮發向上的遠大理想和追求靈秀風格的奮斗目標”的意思？顯然，這篇文章中的這段介紹只對“武陵逸人”四字中“逸”字作了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的解釋，而沒有對“武陵”二字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釋。

關于對“武陵逸人”究竟應作何種理解，我詢問了目前宜興當地對紫砂頗有了解和研究，并正在從事紫砂市場開發的幾位成功人士，得到的答復是他們也一直沒有弄懂這個“武陵逸人”印章是何意思。他們說“武陵”二字若講的是地名，則宜興當地從沒有過這個地方；當然，鈐有“武陵逸人”印章的顧景舟制紫砂壺他們更是一直沒有見過實物。

網上的這篇《顧景舟紫砂用印》文章中對“武陵逸人”印章的解釋，和當前宜興紫砂界人士對顧景舟“武陵逸人”四字的不解和困惑引起了我的注意。經我對1942年顧景舟磨去“武陵逸人”印章后，又啟用“自怡軒”印章這個信息的考證：我認為顧景舟“武陵逸人”印章和“自怡軒”這兩枚印章的典故均出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如陶淵明在該文的開頭第一句即說：“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在這里，“武陵人”一開始便躍然紙上，使人過目不忘。在該文第二段的最后，陶淵明又說：“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武陵人”在桃花源里看到了過著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不知秦漢，無論魏晉”而“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的人們。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一文中的這兩句敘述是我關于顧景舟的“武陵逸人”印章及“自怡軒”印章均是他取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觀點有力證據。

自古對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的理解，向來就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其文意是消極避世的；一種觀點認為其文意是積極向上的，反映了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希望社會能變革成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只有父子、沒有君臣的“理想社會”。在這里，我們且不去討論顧景舟對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是哪種理解，而針對顧景舟1936年被郎氏藝苑“請”到上海去做仿古紫砂一年期間計件打工，在自己的作品上卻不能直接鈐上自己的名號這一事實，以及1937年顧景舟回到宜興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江南各地淪陷，經濟凋蔽，民不聊生，紫砂壺賣不出去的大背景分析，當時顧景舟產生生不逢時，如能生活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中所說的那個無階級社會則該有多好的念頭是很自然、很正常的。“逸人”之“逸”在這里并不是瀟灑、俊逸、飄逸乃至閑逸之意，而是“一”的諧音，“武陵逸人”即“武陵一人”，即一個希望生活在桃花源里的人之意。

至于顧景舟為何在1942年又磨去“武陵逸人”印章，而起用“自怡軒”印章，我理解這兩枚印章既同樣典出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顧景舟在當時為生計再次漂泊到上海，為上海標準陶瓷公司作堆塑制模室技師，打工之余只能做點紫砂壺自娛自樂，其實，他改用“自怡軒”印章表明顧景舟已開始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務實了。

總之，經我對顧景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這段歷史和他使用“武陵逸人”、“自怡軒”兩枚印章的研究得出結論：顧景舟先生在1949年以前雖在制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影響，但社會地位仍然很低，其經濟狀況也相當困難。此時的顧景舟已懂得了單憑做紫砂壺不但難以生存和養家糊口，而且難以改變社會地位極低的現狀。

文貴曲  畫貴虛  壺貴“光”縱上述，可見顧景舟不愧是一代制壺大師，他在看似普通的一把紫砂壺的創作中在壺身上不刻一句詩，不刻一幅畫，僅運用簡潔明快的造型，就巧妙含蓄地揉進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思想精髓。他把壺身制作成船型，把壺蓋制作成泉型（喻意桃花源），再通過“武陵逸人”印章的“點睛”，便完成了對陶淵明《桃花源記》美文的詮釋，使人在賞壺品茗之時，如駕一葉扁舟的“武陵逸人”一樣，在陶淵明的桃花源里“緣溪行……”。這的確是顧景舟制作的這把壺的高人之處！為此，當本人提出干脆就將顧景舟的這把壺定名為“桃花源”壺的建議時，當場得到了我的這位藏友的大聲喝彩。相信我的這一建議也一定會得到廣大紫砂壺愛好者的一致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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