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蛟《潮嘉風月》記工夫茶，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致。”

對這句話，有關辭書在（工夫茶）釋義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予以征引。

烹治之法，主要是指烹治的方式、方法，也即我們所說的茶藝。那末，工夫茶藝真的是“本諸陸羽《茶經》”嗎？恐不盡然。

如前所述，工夫茶指的是用小壺小杯沖沏烏龍茶的品茶程式，以此而言，工夫茶藝與《茶經》所說的煎茶法，存在極大的反差。

一是物。唐代飲茶用的是蒸青法的團茶，烹治之前還要經過炙、碎、碾、羅等程序，使之變成粉末：工夫茶用的是炒青法制成的散條形烏龍茶，沖沏前不用再加工。

二是法。唐代通行的是煎飲法，即把末茶放入釜中煮，是名副其實的煎、烹。工夫茶采用的是瀹飲法，即把散茶擱進壺中用沸水泡。

雖然有些詩文往往稱之為“烹”、“煮”，但那是行文時喜用古稱以求高雅的一種習慣，無法改變“泡”的實質。

三是器。唐代煎條用釜，盛茶用碗。工夫茶瀹茶用罐，斟茶用小杯。

四是品。唐代飲茶，是連湯帶茶葉渣帶沫餑（即茶湯上浮沫）一齊喝下，而且認為“沫餑，湯之華也”，是最好的精華所在。同時，水初沸時要加點鹽調味。工夫茶卻是只品茶湯，湯中不能有茶渣，并視茶沫為不潔不韻之物，刮之唯恐不凈，而且茶湯中絕對不能有咸、酸等異味。

可以這樣認為：在涉及烹治之法的四個最本質的特征上，《茶經》所代表的唐代煎茶法與工夫茶迥然有別。因此，對于“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這一論斷，確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至于《茶經》列舉的諸多用具，如風爐、羽扇、鐵箸、木炭、水缽、水瓢等等，工夫茶具不但與其相同，而且“更為精致”。但這些器具，工夫茶區有，其它類型的茶區亦有；唐代有，宋元明清各代亦有。所以，他們不是考察茶藝異同的帶本質性的因素。

這么說，工夫茶是不是“離經叛道”了呢？絕對不是。廣義之“法”，包涵有規制、準則等概念，它與具體的烹治方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工夫茶藝與《茶經》的煎茶法不同，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在精神實質、品飲藝術的準則上，卻是對《茶經》的繼承和弘揚，這一點，我們將在討論工夫茶道時再作闡述。

清末民初滿族人唐晏（滿族名瓜爾佳. 震鈞）曾撰《天咫偶聞》一書，其中的《茶說》是一篇記述他自己品飲茶的實踐、體會的文字。有些茶書把它等同于工夫茶，這恐怕亦是不小的誤會。

《茶說》首句即言“煎茶之法，失傳久矣。”可知他“三復求之”的是煎茶法。他嘲笑“止于水瀹生茗而飲之”的瀹飲法，“何異帶皮食哀家梨者。”他的煎法是：以小口甕腹的粵東白泥銚燒水，“自蟹眼時即出水一二匙，至松風鳴時復入之，以止其沸，即下茶葉……少頃水再沸，如奔濤濺沫，而茶成矣。”所用的茶葉，則“以蘇州碧螺春為上，不易得，則杭之天池，次則龍井……若武夷、君山、蒙頂，亦止聞名。”顯然，他所品飲的也只限于綠茶而已。

改釜為銚，改末茶為散條形綠茶，唐晏所實踐的，正是經過改進的唐人煎茶法。盡管他的器具很精致，甚至還特別推崇粵東白泥銚，程序亦十分“工夫”，但與“小壺小杯沖沏烏龍茶”的潮州工夫茶。依然是南轅北轍，不可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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