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center
新聞中心
承載民族工業希望 彰顯中國動力風采
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企業，展示中國裝備制造業的實力與風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紅旗文稿：發達國家批評“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
來源：本站
瀏覽量：
發布時間：2012-05-18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刊登了“國家資本主義”特別報道一組文章，批評新興經濟體國家搞“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反“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是對新自由主義衰落的哀鳴，反映了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面對新興經濟體崛起不甘失落的心態。
一、貼錯標簽的資本主義
這些反“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思想混亂，一是因為其中居然將葉利欽推行的反國家資本主義私有化行為與他國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旗艦公司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行為相混同。二是因為其中既肯定了“國家資本主義”對于發達國家興起的積極作用，又認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不應效仿發達國家的老路。三是因為其中既認為“國家資本主義”者“玩我們的游戲”（指學習西方），會使他們成為“自我淘汰”的統治階層，又覺得“國家資本主義”者“玩我們的游戲”是為了加強自身的政治地位。四是因為其中多處提到“國有企業效率低”的研究結論，但又承認很難精確計算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生產率到底有多高。五是因為其中將中國的私企與國企混為一談，如私企吉利公司。六是因為其中將中國的國有企業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
這些文章把新興經濟體國家扶持私有大企業的做法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別有用心。享有政府或公開或秘密的巨大支持的私人企業，在歐美發達國家比比皆是。如美國金融危機后，其汽車制造業的巨頭和一些大銀行得到了政府的巨額救助；而像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這樣的中國私企，其購買沃爾沃轎車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際資本融資的行為卻被當作“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據。可見，英刊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反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一切優秀民族企業。至于真正體現“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英刊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富國仍然有很多國有或國家主導的公司。
因此，所謂“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之爭是個偽命題。其實質是，中心國家反對外圍國家崛起，想誘騙它們重走新自由主義道路，以利中心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維持舊的國際經濟秩序。
二、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發達國家的緣由
英刊承認，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幾乎與資本主義一樣長，每一個崛起的大國都曾依賴政府推動增長或保護脆弱的行業，就連英國這個自由貿易思想的“圣地”，都曾成立過龐大的國企東印度公司。對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地塑造出一些能夠在全球參與競爭的優秀民族企業。在登上財富500強榜單的新興經濟體公司中，有2/3都是國有公司，余下的大多數公司也得到國家的各種資助。
新興經濟體的優秀民族企業能夠幫助其制定國際標準，而不是按照別人的游戲規則行事。實際上，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并不只是克隆了發達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還跟進了發達國家的寡頭資本主義道路。這些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起執行英美國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聽任發達國家企業憑借壟斷優勢完勝自己一盤散沙的眾多小企業并大量掠奪自己的資源。現在，它們痛定思痛，效仿寡頭資本主義就成了必然選擇。當拉丁美洲國家付出了“失去的十年”的慘痛代價之后，決定選擇一條社會主義取向的道路。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逐漸學會了不按歐美發達國家的指揮去做，而是選擇走自己的路。
新興經濟體國家不明白發達國家可以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自己為什么不可以有。英刊也承認，這些國家只不過是“玩我們的游戲”而已。一旦新興經濟體國家開始跟發達國家學了，發達國家就感覺自己的壟斷優勢受到了削弱，因而不得不嚴厲指責這些學生們。
三、英刊對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模式的“批評”
英刊對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模式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批評。英刊質疑，國家怎么能管理自己經營的公司？怎么能阻止自己為補償損失反而損失更多？怎么能在創新要求試驗自由的時候保持創新能力？在英刊看來，當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時，其他公司就會受損，國有大企業吸納了在私有公司可能發揮更大作用的資金和人才，損害的是它們自己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國有公司利用資本的效率低于私有公司，而且增長速度較慢。如果有些企業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那么確保貿易公平則難上加難。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府可能反復無常，公司說到底不是對私人股東負責而是對政府負責，后者不僅占多數股份，而且控制著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政府擅長提供創新的“種子”，但不擅長將“種子”轉化為“面包”。國有企業的成本控制通常不如普通公司，它們不僅追求商業目標，還常常追求社會目標。但英刊也承認，國有企業常常擁有很多經營方面的自由，還培養了更加成熟的一代管理者。英國的英格蘭銀行同樣是國有。可見英刊質疑的自相矛盾。
事實上，“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的如此露骨的剝削。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
現對英刊上述質疑作一評析：
1. 英刊承認，國有企業的薪酬比私企高，工作時間短，工作也更有保障。如果沒有國有企業，人才也極少到待遇差的私企去，而是到外企或國外去。因此，國有企業顯然有助于留住本國人才甚至吸引外國人才。這怎么會損害自己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呢？當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時，其他公司的確會受損，但多是外國企業。
2. 馬克思早就指出：“一個擁有巨額資本的資本家所賺得的利潤量，大于一個表面上賺得高額利潤的小資本家所賺得的利潤量。”因此，即便國有公司利用資本的效率較低和增長速度較慢，這也不過是大資本共有的現象，并不是什么問題。
3. 貿易公平在國際經濟的舊秩序中原本就不存在。發達國家的許多企業一直都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意味著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內，世界變得相對公平一些了。
4. 西方國家的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總是與大資本家的利益一致的，政府不過是他們的代理人。“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可能對小股東很不在乎，但是哪家私企大股東會在乎小股東呢？
5. 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歷史表明，國有企業同樣擅長將“種子”轉化為“面包”。
6. 國有企業追求社會目標是這些大企業的優點。實際上，大企業對待工人要比中小企業好一些，如今人們早就呼吁私企也要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能只專注于商業目標。
四、貼錯標簽的國際競爭
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都存在國有企業和寡頭公司，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這些企業的比重有所不同。其中最大差別不過是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是私有的，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包括英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是國有的。因此，要給西方發達國家與俄羅斯、巴西、新加坡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貼標簽的話，合適的還是“老牌資本主義”與“新興資本主義”這兩個標簽，而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標簽。
那么，英刊為什么執意要貼并不合適的標簽呢？這是因為，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的經濟危機，而新興經濟體國家并沒有同步發生較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寡頭的統治遭到本國人民的質疑，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感覺到自己的傳統優勢有所削弱；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也要為經濟危機的發生和經濟的持續衰退尋找一個替罪羊。同時，他們還感覺到需要向新興國家轉嫁危機，并排除轉嫁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把他們自己的問題推到新興經濟體國家身上，指責其利用國家力量謀求不公平優勢；指責新興經濟體國家會終結自由市場，要求其國有企私業有化，以便繼續任其豪奪。為此，西方發達國家甚至發出戰爭的威脅。例如，英刊認為，21世紀的戰爭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而將發生在不同版本的資本主義之間。
英刊的說法再次證實，資本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崛起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于世界市場的爭奪的確有引起戰爭的危險，并且已經引起了利比亞戰爭等一些小規模戰爭。但是，盡管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戰爭的結局未必就對它們有利。因此，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綜合運用政治和經濟的巧實力，而不是軍事的硬實力使新興經濟體國家就范才是上策。
五、市場競爭就是以市場換市場
在新興經濟體國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磚國家”。最早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后來加入了南非，成為“金磚五國”。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金磚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是發展中的大國，有較大的國家市場，從而能夠獨立自主成長為國際市場的一極。而像新加坡、韓國、智利等國家，由于本國市場小，資源少或資源單一，無法形成國際市場獨立的一極。甚至歐洲的意大利、希臘、愛爾蘭也只有抱團成為歐共體的成員，才能成為國際市場中的一極。日本早年主張“脫亞入歐”，也說明日本不能單獨成為國際市場的一極。由于“入歐”不成功，日本至今仍附庸于美國。
中國曾經提出過以市場換技術的口號。但是，為什么要換技術或者說換了技術做什么呢？是為了自主生產。而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的生產都是為市場而生產。因此，如果說中國曾經讓出市場以獲得技術，那么，在其獲得技術后必然要占領一些市場，甚至去爭奪市場。市場在哪里呢？首先在國內，其次在國外。但是，要進入別國的市場并不容易。保護關稅就曾經是發達國家都曾經使用過的限制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甚至殖民地市場的最重要的國家干預手段，而今發達國家仍然以各種非關稅壁壘的國家干預手段或區域干預手段如歐盟的規定，來保護自身的市場，并用各種國際協議來維護自己的國外市場。當年為了爭奪殖民地的控制權以獲得殖民地市場的獨占權，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動員國家的全部力量打了兩次世界大戰。顯然，市場競爭離不開國家力量的作用。
如果當年我國不是以國家力量限制了市場的對外開放，也就談不上以市場換技術了。對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生產能力的增加，國外市場就成為其經濟發展所必需，而要進入國外市場，除了武力的爭奪，就只能是開放本國的市場，也就是要以市場換市場。反過來，如果外國市場不對本國企業開放，本國市場也沒有理由讓外國企業進來。也就是說，如果別國不對我國實行自由貿易的開放政策，我國也不應當對其實行自由貿易的開放政策，這也是建立平等的自由貿易區的原則。當然，這種原則適用于大致相等的市場之間，像韓美自由貿易區，由于雙方市場的不對等，美國對韓國的限制自然比韓國對美國的限制多得多。
正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竭力維護自己的市場和市場范圍，發展中的小國的經濟只能在大國的許可下才能得到發展。例如，韓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在美蘇爭霸和美國對抗中朝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當年新加坡也是利用罷工游行者“反對資本主義”的大紅標語來刺激美國，從而得到超出當時新加坡最大生產能力的紡織品配額。但是，對于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如果他們善于保護和利用本國市場，善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國聯手合作，就有可能爭取相對平等的國際貿易條件，較公平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當然，除了本身的大市場外，還要求這些國家擁有能夠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而這一點正是這些國家扶持本國國有企業和寡頭企業的原因。
六、幾點啟示
1. 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聯合。既然歐美發達國家借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國企“特權”打壓我國，并四面樹敵，打壓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那么，我國就要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的聯合。加強經貿利益捆綁，加強雙邊市場的聯系，共同抵抗歐美發達國家的打壓，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平等地以大市場來換大市場，爭取形成有利于我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2. 理性看待“國進民退”。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國進民退”方面沒有理由輸給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進民退。在中國講“國進民退”是要打引號的，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原則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是與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因此，“國進”必然就是“民進”，而不是“民退”。
3. 不能把“中國模式”當成國家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亂貼標簽打壓國家資本主義之時，我們更應當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說明我國與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我國《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
4. 主動應對西方的“貼標簽”。我們不能只是被貼標簽后被動地加以應對，還要主動地反貼標簽，形成互貼的態勢，使對方在抹黑打壓我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以減少歐美國家對我發展的干擾。在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和其他抗議活動如罷工游行時，雖然不表態支持但要明確表態同情，并“呼吁”美國政府尊重民意，等等。再例如，在希臘問題上，應當批評歐盟反對希臘全民公投的反民主做法，大力“呼吁”尊重希臘人民的意愿等。最終迫使歐美國家與我國達成雙方均不隨便對對方內部事務發表評論的默契。
（本文章摘自《紅旗文稿》2012年第9期 作者：余斌）
一、貼錯標簽的資本主義
這些反“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思想混亂，一是因為其中居然將葉利欽推行的反國家資本主義私有化行為與他國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旗艦公司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行為相混同。二是因為其中既肯定了“國家資本主義”對于發達國家興起的積極作用，又認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不應效仿發達國家的老路。三是因為其中既認為“國家資本主義”者“玩我們的游戲”（指學習西方），會使他們成為“自我淘汰”的統治階層，又覺得“國家資本主義”者“玩我們的游戲”是為了加強自身的政治地位。四是因為其中多處提到“國有企業效率低”的研究結論，但又承認很難精確計算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生產率到底有多高。五是因為其中將中國的私企與國企混為一談，如私企吉利公司。六是因為其中將中國的國有企業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
這些文章把新興經濟體國家扶持私有大企業的做法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別有用心。享有政府或公開或秘密的巨大支持的私人企業，在歐美發達國家比比皆是。如美國金融危機后，其汽車制造業的巨頭和一些大銀行得到了政府的巨額救助；而像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這樣的中國私企，其購買沃爾沃轎車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際資本融資的行為卻被當作“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據。可見，英刊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反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一切優秀民族企業。至于真正體現“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英刊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富國仍然有很多國有或國家主導的公司。
因此，所謂“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之爭是個偽命題。其實質是，中心國家反對外圍國家崛起，想誘騙它們重走新自由主義道路，以利中心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維持舊的國際經濟秩序。
二、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發達國家的緣由
英刊承認，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幾乎與資本主義一樣長，每一個崛起的大國都曾依賴政府推動增長或保護脆弱的行業，就連英國這個自由貿易思想的“圣地”，都曾成立過龐大的國企東印度公司。對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地塑造出一些能夠在全球參與競爭的優秀民族企業。在登上財富500強榜單的新興經濟體公司中，有2/3都是國有公司，余下的大多數公司也得到國家的各種資助。
新興經濟體的優秀民族企業能夠幫助其制定國際標準，而不是按照別人的游戲規則行事。實際上，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并不只是克隆了發達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還跟進了發達國家的寡頭資本主義道路。這些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起執行英美國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聽任發達國家企業憑借壟斷優勢完勝自己一盤散沙的眾多小企業并大量掠奪自己的資源。現在，它們痛定思痛，效仿寡頭資本主義就成了必然選擇。當拉丁美洲國家付出了“失去的十年”的慘痛代價之后，決定選擇一條社會主義取向的道路。包括拉美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逐漸學會了不按歐美發達國家的指揮去做，而是選擇走自己的路。
新興經濟體國家不明白發達國家可以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自己為什么不可以有。英刊也承認，這些國家只不過是“玩我們的游戲”而已。一旦新興經濟體國家開始跟發達國家學了，發達國家就感覺自己的壟斷優勢受到了削弱，因而不得不嚴厲指責這些學生們。
三、英刊對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模式的“批評”
英刊對新興經濟體國家跟進模式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批評。英刊質疑，國家怎么能管理自己經營的公司？怎么能阻止自己為補償損失反而損失更多？怎么能在創新要求試驗自由的時候保持創新能力？在英刊看來，當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時，其他公司就會受損，國有大企業吸納了在私有公司可能發揮更大作用的資金和人才，損害的是它們自己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國有公司利用資本的效率低于私有公司，而且增長速度較慢。如果有些企業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那么確保貿易公平則難上加難。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府可能反復無常，公司說到底不是對私人股東負責而是對政府負責，后者不僅占多數股份，而且控制著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政府擅長提供創新的“種子”，但不擅長將“種子”轉化為“面包”。國有企業的成本控制通常不如普通公司，它們不僅追求商業目標，還常常追求社會目標。但英刊也承認，國有企業常常擁有很多經營方面的自由，還培養了更加成熟的一代管理者。英國的英格蘭銀行同樣是國有。可見英刊質疑的自相矛盾。
事實上，“在托拉斯中，自由競爭轉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容忍由托拉斯領導的生產，不會容忍由一小撮專靠剪息票為生的人對全社會進行的如此露骨的剝削。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
現對英刊上述質疑作一評析：
1. 英刊承認，國有企業的薪酬比私企高，工作時間短，工作也更有保障。如果沒有國有企業，人才也極少到待遇差的私企去，而是到外企或國外去。因此，國有企業顯然有助于留住本國人才甚至吸引外國人才。這怎么會損害自己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呢？當政府支持一批公司時，其他公司的確會受損，但多是外國企業。
2. 馬克思早就指出：“一個擁有巨額資本的資本家所賺得的利潤量，大于一個表面上賺得高額利潤的小資本家所賺得的利潤量。”因此，即便國有公司利用資本的效率較低和增長速度較慢，這也不過是大資本共有的現象，并不是什么問題。
3. 貿易公平在國際經濟的舊秩序中原本就不存在。發達國家的許多企業一直都享受或明或暗的政府支持。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意味著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內，世界變得相對公平一些了。
4. 西方國家的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總是與大資本家的利益一致的，政府不過是他們的代理人。“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可能對小股東很不在乎，但是哪家私企大股東會在乎小股東呢？
5. 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歷史表明，國有企業同樣擅長將“種子”轉化為“面包”。
6. 國有企業追求社會目標是這些大企業的優點。實際上，大企業對待工人要比中小企業好一些，如今人們早就呼吁私企也要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能只專注于商業目標。
四、貼錯標簽的國際競爭
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都存在國有企業和寡頭公司，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這些企業的比重有所不同。其中最大差別不過是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是私有的，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包括英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是國有的。因此，要給西方發達國家與俄羅斯、巴西、新加坡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貼標簽的話，合適的還是“老牌資本主義”與“新興資本主義”這兩個標簽，而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標簽。
那么，英刊為什么執意要貼并不合適的標簽呢？這是因為，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的經濟危機，而新興經濟體國家并沒有同步發生較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寡頭的統治遭到本國人民的質疑，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感覺到自己的傳統優勢有所削弱；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也要為經濟危機的發生和經濟的持續衰退尋找一個替罪羊。同時，他們還感覺到需要向新興國家轉嫁危機，并排除轉嫁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把他們自己的問題推到新興經濟體國家身上，指責其利用國家力量謀求不公平優勢；指責新興經濟體國家會終結自由市場，要求其國有企私業有化，以便繼續任其豪奪。為此，西方發達國家甚至發出戰爭的威脅。例如，英刊認為，21世紀的戰爭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而將發生在不同版本的資本主義之間。
英刊的說法再次證實，資本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崛起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于世界市場的爭奪的確有引起戰爭的危險，并且已經引起了利比亞戰爭等一些小規模戰爭。但是，盡管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戰爭的結局未必就對它們有利。因此，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綜合運用政治和經濟的巧實力，而不是軍事的硬實力使新興經濟體國家就范才是上策。
五、市場競爭就是以市場換市場
在新興經濟體國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磚國家”。最早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后來加入了南非，成為“金磚五國”。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金磚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是發展中的大國，有較大的國家市場，從而能夠獨立自主成長為國際市場的一極。而像新加坡、韓國、智利等國家，由于本國市場小，資源少或資源單一，無法形成國際市場獨立的一極。甚至歐洲的意大利、希臘、愛爾蘭也只有抱團成為歐共體的成員，才能成為國際市場中的一極。日本早年主張“脫亞入歐”，也說明日本不能單獨成為國際市場的一極。由于“入歐”不成功，日本至今仍附庸于美國。
中國曾經提出過以市場換技術的口號。但是，為什么要換技術或者說換了技術做什么呢？是為了自主生產。而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的生產都是為市場而生產。因此，如果說中國曾經讓出市場以獲得技術，那么，在其獲得技術后必然要占領一些市場，甚至去爭奪市場。市場在哪里呢？首先在國內，其次在國外。但是，要進入別國的市場并不容易。保護關稅就曾經是發達國家都曾經使用過的限制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甚至殖民地市場的最重要的國家干預手段，而今發達國家仍然以各種非關稅壁壘的國家干預手段或區域干預手段如歐盟的規定，來保護自身的市場，并用各種國際協議來維護自己的國外市場。當年為了爭奪殖民地的控制權以獲得殖民地市場的獨占權，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動員國家的全部力量打了兩次世界大戰。顯然，市場競爭離不開國家力量的作用。
如果當年我國不是以國家力量限制了市場的對外開放，也就談不上以市場換技術了。對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來說，隨著本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生產能力的增加，國外市場就成為其經濟發展所必需，而要進入國外市場，除了武力的爭奪，就只能是開放本國的市場，也就是要以市場換市場。反過來，如果外國市場不對本國企業開放，本國市場也沒有理由讓外國企業進來。也就是說，如果別國不對我國實行自由貿易的開放政策，我國也不應當對其實行自由貿易的開放政策，這也是建立平等的自由貿易區的原則。當然，這種原則適用于大致相等的市場之間，像韓美自由貿易區，由于雙方市場的不對等，美國對韓國的限制自然比韓國對美國的限制多得多。
正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竭力維護自己的市場和市場范圍，發展中的小國的經濟只能在大國的許可下才能得到發展。例如，韓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在美蘇爭霸和美國對抗中朝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當年新加坡也是利用罷工游行者“反對資本主義”的大紅標語來刺激美國，從而得到超出當時新加坡最大生產能力的紡織品配額。但是，對于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如果他們善于保護和利用本國市場，善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國聯手合作，就有可能爭取相對平等的國際貿易條件，較公平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當然，除了本身的大市場外，還要求這些國家擁有能夠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而這一點正是這些國家扶持本國國有企業和寡頭企業的原因。
六、幾點啟示
1. 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聯合。既然歐美發達國家借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國企“特權”打壓我國，并四面樹敵，打壓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那么，我國就要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的聯合。加強經貿利益捆綁，加強雙邊市場的聯系，共同抵抗歐美發達國家的打壓，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平等地以大市場來換大市場，爭取形成有利于我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2. 理性看待“國進民退”。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國進民退”方面沒有理由輸給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進民退。在中國講“國進民退”是要打引號的，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原則上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是與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因此，“國進”必然就是“民進”，而不是“民退”。
3. 不能把“中國模式”當成國家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亂貼標簽打壓國家資本主義之時，我們更應當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說明我國與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我國《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
4. 主動應對西方的“貼標簽”。我們不能只是被貼標簽后被動地加以應對，還要主動地反貼標簽，形成互貼的態勢，使對方在抹黑打壓我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以減少歐美國家對我發展的干擾。在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和其他抗議活動如罷工游行時，雖然不表態支持但要明確表態同情，并“呼吁”美國政府尊重民意，等等。再例如，在希臘問題上，應當批評歐盟反對希臘全民公投的反民主做法，大力“呼吁”尊重希臘人民的意愿等。最終迫使歐美國家與我國達成雙方均不隨便對對方內部事務發表評論的默契。
（本文章摘自《紅旗文稿》2012年第9期 作者：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