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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民族工業希望 彰顯中國動力風采
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企業，展示中國裝備制造業的實力與風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紅旗文稿：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領頭羊”
來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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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2-10-12
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質上是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大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則突出表現為其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的角力。在這個國際大舞臺上，對于中國而言，就是由本土大企業組成的“中國兵團”與國際跨國公司的競爭。進入新世紀，中國企業集體崛起，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大幅增加，打破了長期由歐美日跨國公司壟斷世界經濟的格局。其中，國有企業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是“中國兵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強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提高國有企業競爭力，推動和深化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動力。本文從歷史和國際兩個視角，來認識國有企業的性質，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作用，在未來時期的發展定位、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
一、國有企業的輝煌十年
如何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的績效？首先，要分析“從哪里來”的問題，了解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歷史。其次，要分析“到哪里去”的問題，從國際視角出發，以世界500強或世界2000強為標桿來進行分析，明確中國國有企業與世界一流企業的差距，觀察它們之間差距的演進趨勢，分析差距如何迅速縮小。
（一）以央企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國際舞臺上集體崛起
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業的最著名、最權威的榜單。該排行榜以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為主要依據，每年公布全球營業收入總額最高的500家企業，此外，也公布利潤、資產總額和員工數量等基本指標。1989年，中國銀行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2002年中國為11家，之后中國企業數量不斷攀升，到2012年，已有70家大陸企業進入世界500強（見表1）。而10年來，日本從88家縮減為68家，美國從197家縮減為132家。在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絕大多數，有66家，其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42家。可以認為，中國企業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是在國有企業帶動下的集體崛起。
（二）中國大企業的行業覆蓋面在擴大，但與美國的差距依然較大
近年來，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500強中的行業（產業）覆蓋面有所擴大，但總體而言，覆蓋面仍不夠廣，特別是與美國的差距仍然較大，產業結構仍然有待優化。根據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來看，中國企業不僅在電信、保險、煉油等市場集中度高的產業中進入500強的數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機械、海運、工程建筑、計算機等產業實現了新的突破。2005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行業只有8個，但到2012年覆蓋行業達到了22個。可以說，中國的崛起表現為中國企業在各個行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但是，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優勢行業分布于工程建筑、采礦、原油生產、金屬產品等傳統高能耗領域，在信息技術服務、娛樂、網絡服務和零售等服務業與美國的差距仍然相當大。
對于擴大世界500強企業的行業覆蓋面，國有企業的責任尤其艱巨。從目前的情況看，依靠私營企業填補空白領域存在較大的難度，在多行業內培育具有跨入世界500強潛力的企業，應當是今后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部門的一個重點工作。
與美歐日的世界500強企業相比，中國世界500強企業的市場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距。按行業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與各國行業總產值的比值計算，中國在煉油、電信、汽車、金屬等行業，集中度水平顯著低于美國、歐盟和日本（見表2）。按各國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占全球行業總產值的比重計算，美國和歐盟在煉油化工、制藥、汽車等行業的全球壟斷地位十分明顯，其世界500強企業占全球行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1/4至1/3，中國目前只有煉油化工一個行業在2010年超過了世界行業總產值比重的10%，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世界一流企業不是有沒有壟斷的問題，而是集中程度還遠不夠的問題。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度：一是提高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集中度，形成優勢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制高點；二是提高其他行業的集中度，空白行業則應爭取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高研發投入與人才集中度。
（三）從營業收入看，中國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與美歐日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
1996年，中國國有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的0.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占0.1%，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相對差距分別為99.4倍、102.8倍和125.5倍。隨著中國大陸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到2012年，已達到15.5%，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占11.3%，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相對差距分別為2.2倍、2.3倍和0.97倍。中國在世界500強的營業收入規模上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第二大國家，僅次于美國。
如果說進入世界500強的中美企業是各國一流企業的第一梯隊的話，那么進入中國或美國500強的企業則可以稱為各國一流企業的第二梯隊，在這個范圍更大、企業數量更多的梯隊中，很多企業都有潛力成為世界500強中的一員。在中美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相對差距不斷縮小的同時，中國500強企業和美國500強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額差距也呈不斷縮小的態勢，由2010年的4.6倍，下降到2011年的3.6倍，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到3.2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國有大型企業是中國500強企業的主體，2011年國有大型企業數為316家，占中國500強的63%，收入、資產、利潤分別占83%、90%和82%。
（四）從資產總額看，中國企業的資產規模不斷增加，與美國和歐洲的差距不斷縮小
在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僅為0.8%，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為0.01%。2012年，在美歐日企業資產大幅縮水的情況下，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上升至14.8%（見表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上升至4.6%。中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與美歐日企業間的相對差距由1996年的25.5倍、43.2倍、38.3倍下降到2012年的1.7倍、3.0倍、1.1倍。在危機年份，中國的占比大幅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危機—機遇”轉化的基本模式，對于美歐日企業而言，危機是企業發展的寒冬，但對于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而言，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則是加速趕超、加速發展的重要契機。
（五）從利潤看，中國企業利潤總額已超過日本，與美歐的相對差異也逐步縮小
1996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0.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占0.04%，與美國和歐洲的相對差距分別為160.3倍和114.9倍。進入21世紀后，中國大陸企業的利潤總額大幅上升，并于2009年超過日本世界500強企業的利潤總和，在全球金融危機走向尾聲的2010年，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已提高到13.5%。在2012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已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11.8%，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占5.0%，與美國和歐洲的相對差距分別為2.9倍和3.0倍。
（六）中國崛起為國有企業集體崛起提供了空前的發展空間，國有企業的崛起為中國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有企業的崛起與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具有一致性的，反映了中國國有企業跨越式發展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互動關系。這里我們采用了兩個指標：中國國有企業占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和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見圖1），都是按匯率法計算。數據表明，這兩個比重都是呈上升趨勢，兩者還有趨同趨勢，也充分反映了“中國經濟大舞臺”會產生出“時勢造英雄”的效應，即中國崛起大勢造就中國大企業。特別是在2011年，中國國有企業占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已超過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可以預見，兩者將繼續保持同步迅速上升的趨勢。如果按照我們對于2020年中國占世界gdp總量的預測，即中國屆時將超過美國gdp，那么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也將超過美國，其中各類國有企業將超過100家。
2000年9月19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電視講話中說，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部競爭能夠加速中國國有企業的消亡。然而，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十幾年巨變，從曾經降到低谷，然后艱難復蘇，集體崛起，并迅速占領國際舞臺。實力越來越強，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國有企業群體，必將成為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崛起的“國家脊梁”。
二、國有企業的內涵
對于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內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認識和解讀。
（一）國有企業是現代企業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經濟活力的最重要源泉，是科技創新的核心主體，是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力。一個經濟體的繁榮和崛起實質上是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的繁榮和崛起，是一批吃苦耐勞、聰明勤奮的企業家的成長與成熟。國有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健全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要求的公司制，形成了高效靈活的經營機制。這說明中國企業與西方現代企業具有許多共同之處，就是要充分吸收、充分利用現代企業的競爭機制、競爭優勢。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現代企業制度更加健全，國有經濟布局進一步優化，國有企業已成為市場經濟中的經營主體，根據市場原則和法律框架進行經營活動。
（二）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企業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國有企業不僅是現代企業，還是社會主義企業。我國的國有企業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這是它與資本主義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
從所有權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具有“國有資本優勢”，能夠迅速形成與世界500強相當的競爭力。這就是為什么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非常羨慕中國國有企業的原因。由于擁有雄厚的國有資本，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僅能夠在國內市場與世界500強競爭，而且還能夠“走出去”，在國際市場與世界500強競爭。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和媒體總是要詆毀和圍剿我國的國有企業。
從企業的社會屬性看，中國的國有企業更接近于“社會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相比，國有企業需要承擔更多的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一方面它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民生水平，推動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學視角，我們稱之為“外部性”。前者是為國家提供“國家外部性”，即對國家的貢獻；后者是為地方提供“地方外部性”，即對地方的貢獻。這也解釋了各級政府不僅需要指導國有企業，如在國家和地方發展規劃中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指明方向；而且要支持國有企業，如通過產業政策、創新政策等支持某些領域的國有企業發展；還要在困難的時候幫助國有企業，避免大規模失業和經濟蕭條。這些是國有企業發展所具有的國家優勢和地方優勢。
從組織結構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而不是由某些集團或個人領導的，企業黨組織發揮著政治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國有企業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政治優勢。與西方國家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同，中國的國有控股公司，既有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又有黨委、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采取了雙重進入的模式，黨委負責人和職工代表按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同樣董事長、監事會負責人和總經理按黨章和有關規定進入黨委會。這一決策機制更像“集體ceo”，解決了一個巨型公司的前途和命運系在一兩個人身上的問題，即“決策悖論”——“成也在汝，敗也在汝”。因此“集體ceo”既能保證公司對重大問題的統一決策，也能保證集體決策、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既能保證企業實現自身發展目標，也能保證企業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這正是國有企業獨有的政治優勢和決策優勢。
從企業主體來看，中國國有企業的主體是工人階級，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翁。企業家與職工的關系不是“老板”與“打工仔”的雇傭關系，而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共同體關系。這種關系來源于“鞍鋼憲法”，即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企業治理“憲法”。它的實質概括起來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相結合。讓干部參加勞動、讓工人參加管理，這本身就是國有企業的組織優勢和群眾路線優勢，能夠形成對企業員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激發出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新的環境和條件下，我們要發展“鞍鋼憲法”，形成“中國（社會主義企業）憲法”。
由此可知，作為社會主義企業至少有四大特征或四大優勢：第一是國有資本優勢；第二是國家支持優勢；第三是政治優勢，即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第四是組織優勢，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前兩個優勢是外部優勢，后兩個優勢是內部優勢。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就是要有意識地創造外部優勢，投資國有企業，指導國有企業，支持國有企業，幫助國有企業。從國有企業的角度來說，就是要有意識地充分利用外部優勢，強化內部優勢，將這四種優勢轉化為國內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
（三）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
所謂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是指企業的采購、生產和銷售等全部經營環節要實現全球資源配置，面對全球市場競爭，開展全球跨國經營，從全球范圍獲取收入和利潤。衡量一個企業是否為全球企業的核心指標是企業海外營業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如果這一比重超過50%，那么這個企業就是典型的全球企業。盡管目前我國很多國有企業的海外市場份額還很小，但跨國經營已經成為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有效途徑之一。
中國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成功把握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靈活配置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資源，積極開拓國內和國際兩類市場。中國不但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新興發源地，而且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新興市場目的地。截至2011年，世界500強公司中已有約490家在中國投資，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地區總部等功能性機構已經達到1600余家。近年來中國在大力“引進來”的同時，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中資企業日益成為全球投資合作的重要生力軍。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超過3800億美元，境外企業的數量達到18000余家，分布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海外資產近1.6萬億美元。
與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相比，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文化上。中國的企業文化來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有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借鑒。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西方企業文化強調個人主義，我國國有企業文化更加強調和諧，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奉獻精神。一個好的企業，不僅創造物質財富，還創造精神財富。企業文化就是這種物質財富的一個主觀反映，因而也就形成了對內對外的“軟實力”。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所說的親和力，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吸引力、軟實力。當年，毛澤東主張，學習蘇聯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他特別強調，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參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65頁）在國有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這種親和力也是社會主義企業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顯著特征之一。與資本主義企業通過跨國兼并重組拓展海外市場不同，社會主義企業的海外經營大多是新開工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項目，其目的在于同當地企業共同成長，互利共贏。而資本主義企業的跨國兼并主要限于賬面上的資本重組，僅僅造成當地企業的“易主”，卻不能造福當地居民。
三、國有企業的發展定位
我們究竟要將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辦成什么樣的大型企業？國有企業怎樣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前者是一個目標定位問題，后者是一個發展戰略和途徑問題。
基于對企業內涵的認識，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戰略定位應當是：從行業上看，國企是行業發展的領先者和排頭兵；從區域和產業上看，國企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重要力量；在國內，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支柱；在國際上，國企尤其是央企與西方跨國公司競爭，打破它們對世界經濟和產業體系的長期壟斷，同時又與跨國公司進行合作，成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力軍、航空母艦和戰斗機群。
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未來發展的定位應當是“世界一流、中國特色、知名品牌”。這是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國有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建議將“創建世界一流、中國特色、知名品牌的中國跨國企業”作為國家戰略，甚至作為國家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戰略。企業興，則國家興；企業強，則國家強。而企業強的實質是國企強、央企強。從世界角度來看，中國企業興，則南方（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興；中國企業強，則南方強。這對促進發展中國家崛起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如果我們要在這方面形成共識的話，需要搞清楚三個核心問題：什么是世界一流企業？什么是中國特色？什么是知名品牌？
首先，關于“世界一流企業”。如果滿足以下三個條件者，可稱之為“世界級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主要經營指標和業績達到世界500強的“門檻”；進入世界同行業前10名，這與國資委所提出的“在國際同行中綜合指標處于先進水平的企業”是一致的；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術。同時滿足三個條件者，可稱為“世界一流企業”。
其次，關于“中國特色”。其含義：一是堅持社會主義企業的發展方向；二是國有企業要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包括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積極成為轉變發展方式和科技創新的引領者、帶動者，靠國家發展的大舞臺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為國家發展作出一流貢獻；三是“中國企業文化”，不是西方企業文化的復制和翻版，而是將宏大的中國文化融入企業之中，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創新者和實踐者。
再次，關于“知名品牌”。就是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擁有一批比較穩定的且具有較高認知水平和忠誠度的消費群體。“知名品牌”也是中國“軟實力”。這與國務院國資委提出的“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擁有國際知名品牌”是一致的，也與央企成為跨國企業、全球企業的核心目標是一致的。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9期《紅旗文稿》 作者：胡鞍鋼）
一、國有企業的輝煌十年
如何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的績效？首先，要分析“從哪里來”的問題，了解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歷史。其次，要分析“到哪里去”的問題，從國際視角出發，以世界500強或世界2000強為標桿來進行分析，明確中國國有企業與世界一流企業的差距，觀察它們之間差距的演進趨勢，分析差距如何迅速縮小。
（一）以央企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國際舞臺上集體崛起
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業的最著名、最權威的榜單。該排行榜以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為主要依據，每年公布全球營業收入總額最高的500家企業，此外，也公布利潤、資產總額和員工數量等基本指標。1989年，中國銀行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2002年中國為11家，之后中國企業數量不斷攀升，到2012年，已有70家大陸企業進入世界500強（見表1）。而10年來，日本從88家縮減為68家，美國從197家縮減為132家。在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絕大多數，有66家，其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42家。可以認為，中國企業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是在國有企業帶動下的集體崛起。
（二）中國大企業的行業覆蓋面在擴大，但與美國的差距依然較大
近年來，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500強中的行業（產業）覆蓋面有所擴大，但總體而言，覆蓋面仍不夠廣，特別是與美國的差距仍然較大，產業結構仍然有待優化。根據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來看，中國企業不僅在電信、保險、煉油等市場集中度高的產業中進入500強的數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機械、海運、工程建筑、計算機等產業實現了新的突破。2005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行業只有8個，但到2012年覆蓋行業達到了22個。可以說，中國的崛起表現為中國企業在各個行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但是，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優勢行業分布于工程建筑、采礦、原油生產、金屬產品等傳統高能耗領域，在信息技術服務、娛樂、網絡服務和零售等服務業與美國的差距仍然相當大。
對于擴大世界500強企業的行業覆蓋面，國有企業的責任尤其艱巨。從目前的情況看，依靠私營企業填補空白領域存在較大的難度，在多行業內培育具有跨入世界500強潛力的企業，應當是今后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部門的一個重點工作。
與美歐日的世界500強企業相比，中國世界500強企業的市場集中度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差距。按行業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與各國行業總產值的比值計算，中國在煉油、電信、汽車、金屬等行業，集中度水平顯著低于美國、歐盟和日本（見表2）。按各國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占全球行業總產值的比重計算，美國和歐盟在煉油化工、制藥、汽車等行業的全球壟斷地位十分明顯，其世界500強企業占全球行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1/4至1/3，中國目前只有煉油化工一個行業在2010年超過了世界行業總產值比重的10%，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世界一流企業不是有沒有壟斷的問題，而是集中程度還遠不夠的問題。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度：一是提高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集中度，形成優勢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制高點；二是提高其他行業的集中度，空白行業則應爭取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高研發投入與人才集中度。
（三）從營業收入看，中國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與美歐日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
1996年，中國國有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的0.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占0.1%，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相對差距分別為99.4倍、102.8倍和125.5倍。隨著中國大陸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到2012年，已達到15.5%，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占11.3%，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相對差距分別為2.2倍、2.3倍和0.97倍。中國在世界500強的營業收入規模上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第二大國家，僅次于美國。
如果說進入世界500強的中美企業是各國一流企業的第一梯隊的話，那么進入中國或美國500強的企業則可以稱為各國一流企業的第二梯隊，在這個范圍更大、企業數量更多的梯隊中，很多企業都有潛力成為世界500強中的一員。在中美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規模相對差距不斷縮小的同時，中國500強企業和美國500強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額差距也呈不斷縮小的態勢，由2010年的4.6倍，下降到2011年的3.6倍，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到3.2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國有大型企業是中國500強企業的主體，2011年國有大型企業數為316家，占中國500強的63%，收入、資產、利潤分別占83%、90%和82%。
（四）從資產總額看，中國企業的資產規模不斷增加，與美國和歐洲的差距不斷縮小
在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僅為0.8%，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為0.01%。2012年，在美歐日企業資產大幅縮水的情況下，中國國有企業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資產總額的比重上升至14.8%（見表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上升至4.6%。中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與美歐日企業間的相對差距由1996年的25.5倍、43.2倍、38.3倍下降到2012年的1.7倍、3.0倍、1.1倍。在危機年份，中國的占比大幅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危機—機遇”轉化的基本模式，對于美歐日企業而言，危機是企業發展的寒冬，但對于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而言，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則是加速趕超、加速發展的重要契機。
（五）從利潤看，中國企業利潤總額已超過日本，與美歐的相對差異也逐步縮小
1996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僅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0.3%，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僅占0.04%，與美國和歐洲的相對差距分別為160.3倍和114.9倍。進入21世紀后，中國大陸企業的利潤總額大幅上升，并于2009年超過日本世界500強企業的利潤總和，在全球金融危機走向尾聲的2010年，占全部世界500強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已提高到13.5%。在2012年，中國大陸世界500強企業已占全部世界500強利潤總額的11.8%，其中非金融類央企占5.0%，與美國和歐洲的相對差距分別為2.9倍和3.0倍。
（六）中國崛起為國有企業集體崛起提供了空前的發展空間，國有企業的崛起為中國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有企業的崛起與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具有一致性的，反映了中國國有企業跨越式發展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互動關系。這里我們采用了兩個指標：中國國有企業占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和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見圖1），都是按匯率法計算。數據表明，這兩個比重都是呈上升趨勢，兩者還有趨同趨勢，也充分反映了“中國經濟大舞臺”會產生出“時勢造英雄”的效應，即中國崛起大勢造就中國大企業。特別是在2011年，中國國有企業占世界500強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已超過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可以預見，兩者將繼續保持同步迅速上升的趨勢。如果按照我們對于2020年中國占世界gdp總量的預測，即中國屆時將超過美國gdp，那么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也將超過美國，其中各類國有企業將超過100家。
2000年9月19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電視講話中說，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部競爭能夠加速中國國有企業的消亡。然而，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十幾年巨變，從曾經降到低谷，然后艱難復蘇，集體崛起，并迅速占領國際舞臺。實力越來越強，競爭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國有企業群體，必將成為中國崛起、中國經濟崛起的“國家脊梁”。
二、國有企業的內涵
對于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內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認識和解讀。
（一）國有企業是現代企業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經濟活力的最重要源泉，是科技創新的核心主體，是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力。一個經濟體的繁榮和崛起實質上是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的繁榮和崛起，是一批吃苦耐勞、聰明勤奮的企業家的成長與成熟。國有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健全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要求的公司制，形成了高效靈活的經營機制。這說明中國企業與西方現代企業具有許多共同之處，就是要充分吸收、充分利用現代企業的競爭機制、競爭優勢。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現代企業制度更加健全，國有經濟布局進一步優化，國有企業已成為市場經濟中的經營主體，根據市場原則和法律框架進行經營活動。
（二）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企業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國有企業不僅是現代企業，還是社會主義企業。我國的國有企業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這是它與資本主義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
從所有權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具有“國有資本優勢”，能夠迅速形成與世界500強相當的競爭力。這就是為什么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非常羨慕中國國有企業的原因。由于擁有雄厚的國有資本，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僅能夠在國內市場與世界500強競爭，而且還能夠“走出去”，在國際市場與世界500強競爭。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和媒體總是要詆毀和圍剿我國的國有企業。
從企業的社會屬性看，中國的國有企業更接近于“社會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相比，國有企業需要承擔更多的國家責任和社會責任，一方面它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民生水平，推動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學視角，我們稱之為“外部性”。前者是為國家提供“國家外部性”，即對國家的貢獻；后者是為地方提供“地方外部性”，即對地方的貢獻。這也解釋了各級政府不僅需要指導國有企業，如在國家和地方發展規劃中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指明方向；而且要支持國有企業，如通過產業政策、創新政策等支持某些領域的國有企業發展；還要在困難的時候幫助國有企業，避免大規模失業和經濟蕭條。這些是國有企業發展所具有的國家優勢和地方優勢。
從組織結構來看，中國國有企業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而不是由某些集團或個人領導的，企業黨組織發揮著政治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國有企業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政治優勢。與西方國家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同，中國的國有控股公司，既有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又有黨委、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采取了雙重進入的模式，黨委負責人和職工代表按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同樣董事長、監事會負責人和總經理按黨章和有關規定進入黨委會。這一決策機制更像“集體ceo”，解決了一個巨型公司的前途和命運系在一兩個人身上的問題，即“決策悖論”——“成也在汝，敗也在汝”。因此“集體ceo”既能保證公司對重大問題的統一決策，也能保證集體決策、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既能保證企業實現自身發展目標，也能保證企業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這正是國有企業獨有的政治優勢和決策優勢。
從企業主體來看，中國國有企業的主體是工人階級，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翁。企業家與職工的關系不是“老板”與“打工仔”的雇傭關系，而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共同體關系。這種關系來源于“鞍鋼憲法”，即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企業治理“憲法”。它的實質概括起來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相結合。讓干部參加勞動、讓工人參加管理，這本身就是國有企業的組織優勢和群眾路線優勢，能夠形成對企業員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激發出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新的環境和條件下，我們要發展“鞍鋼憲法”，形成“中國（社會主義企業）憲法”。
由此可知，作為社會主義企業至少有四大特征或四大優勢：第一是國有資本優勢；第二是國家支持優勢；第三是政治優勢，即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第四是組織優勢，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前兩個優勢是外部優勢，后兩個優勢是內部優勢。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就是要有意識地創造外部優勢，投資國有企業，指導國有企業，支持國有企業，幫助國有企業。從國有企業的角度來說，就是要有意識地充分利用外部優勢，強化內部優勢，將這四種優勢轉化為國內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
（三）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
所謂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是指企業的采購、生產和銷售等全部經營環節要實現全球資源配置，面對全球市場競爭，開展全球跨國經營，從全球范圍獲取收入和利潤。衡量一個企業是否為全球企業的核心指標是企業海外營業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如果這一比重超過50%，那么這個企業就是典型的全球企業。盡管目前我國很多國有企業的海外市場份額還很小，但跨國經營已經成為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有效途徑之一。
中國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成功把握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靈活配置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資源，積極開拓國內和國際兩類市場。中國不但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新興發源地，而且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新興市場目的地。截至2011年，世界500強公司中已有約490家在中國投資，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地區總部等功能性機構已經達到1600余家。近年來中國在大力“引進來”的同時，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中資企業日益成為全球投資合作的重要生力軍。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超過3800億美元，境外企業的數量達到18000余家，分布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海外資產近1.6萬億美元。
與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相比，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文化上。中國的企業文化來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有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借鑒。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西方企業文化強調個人主義，我國國有企業文化更加強調和諧，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奉獻精神。一個好的企業，不僅創造物質財富，還創造精神財富。企業文化就是這種物質財富的一個主觀反映，因而也就形成了對內對外的“軟實力”。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所說的親和力，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吸引力、軟實力。當年，毛澤東主張，學習蘇聯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他特別強調，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參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65頁）在國有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這種親和力也是社會主義企業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顯著特征之一。與資本主義企業通過跨國兼并重組拓展海外市場不同，社會主義企業的海外經營大多是新開工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項目，其目的在于同當地企業共同成長，互利共贏。而資本主義企業的跨國兼并主要限于賬面上的資本重組，僅僅造成當地企業的“易主”，卻不能造福當地居民。
三、國有企業的發展定位
我們究竟要將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辦成什么樣的大型企業？國有企業怎樣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前者是一個目標定位問題，后者是一個發展戰略和途徑問題。
基于對企業內涵的認識，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戰略定位應當是：從行業上看，國企是行業發展的領先者和排頭兵；從區域和產業上看，國企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重要力量；在國內，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的戰略支柱；在國際上，國企尤其是央企與西方跨國公司競爭，打破它們對世界經濟和產業體系的長期壟斷，同時又與跨國公司進行合作，成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力軍、航空母艦和戰斗機群。
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未來發展的定位應當是“世界一流、中國特色、知名品牌”。這是國家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國有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建議將“創建世界一流、中國特色、知名品牌的中國跨國企業”作為國家戰略，甚至作為國家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戰略。企業興，則國家興；企業強，則國家強。而企業強的實質是國企強、央企強。從世界角度來看，中國企業興，則南方（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興；中國企業強，則南方強。這對促進發展中國家崛起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如果我們要在這方面形成共識的話，需要搞清楚三個核心問題：什么是世界一流企業？什么是中國特色？什么是知名品牌？
首先，關于“世界一流企業”。如果滿足以下三個條件者，可稱之為“世界級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主要經營指標和業績達到世界500強的“門檻”；進入世界同行業前10名，這與國資委所提出的“在國際同行中綜合指標處于先進水平的企業”是一致的；具有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技術。同時滿足三個條件者，可稱為“世界一流企業”。
其次，關于“中國特色”。其含義：一是堅持社會主義企業的發展方向；二是國有企業要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包括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積極成為轉變發展方式和科技創新的引領者、帶動者，靠國家發展的大舞臺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為國家發展作出一流貢獻；三是“中國企業文化”，不是西方企業文化的復制和翻版，而是將宏大的中國文化融入企業之中，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創新者和實踐者。
再次，關于“知名品牌”。就是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擁有一批比較穩定的且具有較高認知水平和忠誠度的消費群體。“知名品牌”也是中國“軟實力”。這與國務院國資委提出的“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擁有國際知名品牌”是一致的，也與央企成為跨國企業、全球企業的核心目標是一致的。
（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9期《紅旗文稿》 作者：胡鞍鋼）